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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加速开放,“上海机遇”何在?八位国内外资管专家献策

2020-06-20 05:37

当前,上海已经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各类中外资券商、基金、资管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等资产管理机构加快集聚。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不断扩大,中外资金融机构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上海该如何发挥综合优势,加速资本聚集,提升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

第一,主动抢抓新一轮金融改革开放机遇。一方面,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建设银行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参与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助力把国资国企、民营经济、商事制度、社会信用、人才发展、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另一方面,全面扩大金融开放。建设银行愿同国内外同行一道,以开放包容的积极心态抓住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机遇,共同做大做优做强中国资产管理市场。

第二,准确把握资管行业发展趋势。一是资产管理方式数字化。资管机构积极布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持续深化在客户营销、量化投资、估值定价、智能风控等领域的探索与应用。二是资产管理生态多元化。“大而全”的综合性资管机构与“小而美”的资管机构同生共存,共同构成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专业化运作的多元资管行业新生态。三是资产配置全球化。一方面,我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第四大资产管理市场,外资资管机构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如何构建竞争合作新生态,需要深度谋篇布局,敢于在世界舞台上交锋比拼,提升本领;另一方面,国内大量高净值客户为了对冲投资风险、把握境外投资机会,海外资产配置需求与日俱增。

第三,高质量服务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一是做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建设银行拥有种类齐全的金融牌照,具备多元化现代金融业态;二是做境内外客户配置全球资产的纽带;三是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生力军。

资产管理业务在国内的发展非常迅速。据报道,在主动管理型的全球新兴市场基金的配置当中,2019年4月对于中国的配置大概为25%,一年后该数据达到了35%。这充分体现了国际金融机构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以及对中国金融开放的信心。

他认为,上海是国内资产管理机构云集之地,也是国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最为密集的城市。面临新的金融开放态势,与国际先进同业相比,国内现金管理资产机构在风险控制以及系统支持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从基本面来看,国内经济持续、长期稳定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财富持续积累,使得国内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空间广阔。

“我们要把握新一轮的金融对外开放和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战略机遇,用好国家层面和上海层面的政策红利。”傅帆表示,希望抓住这些机遇与外资机构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优势互补,以价值投资为导向,共同培育大资管生态圈。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证券化或者金融资产就是实体资产的证券化产品。实体资产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是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上升,制造业的可贸易性或下降。疫情以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商等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促进。这背后带来的启示,就是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上升。而过去服务业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因为要求人和人密切接触。

彭文生认为,这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模式,就是中国的模式、东亚的模式——主攻制造业和国际贸易。而以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反而可能会下降,因为机器会替代人。

二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分化会越来越突出。传统经济制造业是有形资产,厂房、机器、设备、房产,有形资产的价值评估相对比较透明,所以更容易和银行信贷间接融资抵押品联系在一起。而数字经济时代更多的是无形资产,它是一种商业模式,是一种应用软件和科技的创新,很难在它成功之前评估价值。所以无形资产更依赖风险投资,而不是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阿里、腾讯、京东等中国的“独角兽”,都通过风险投资来完成融资,且基本上都是通过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启的。这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要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适应无形资产重要性日益凸显,要发展中国自己的风险投资的文化和机制,以及为风险资产定价的资本市场。科创板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谈及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先锋领航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ortimer Buckley表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会有更多国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的投资者将从中受益,因为竞争之下,资管机构必须降低管理费。

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Howard Marks认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后,能给中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专业化选择。也会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多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产品,投资者教育也会进一步完善,会更青睐长期投资而不是短期博弈。

在彭文生看来,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意味着需求端和供给端、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更多元化。更多元化就是更好的匹配,更好的匹配意味着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这有益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也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

“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创新。”路博迈集团首席运营官Andrew Komaroff表示,过去五年间,该公司超过25%的营收来自与中国的合作。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该公司会设计更多迎合中国市场最新需求的产品。

穆迪公司首席信用官Richard Cantor表示,特别期待未来以外资机构为主的金融产品在中国落地,相信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带来更多竞争的同时,也会提高相应的产品效率。中外资管机构也将进行思想火花的碰撞,激发中国市场的活力,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会。

国际金融论坛联席秘书长朱宁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会带来三方面深层次的变化:

首先是风险的改变,这其中既有对投资者风险的冲击,也有对金融机构风险承受能力的调整,需要有更多的手段去应对这些风险。

其次是效率和竞争的变化,通过更多竞争一定会提升效率,包括金融市场定价的效率和整个金融服务的效率,会把更多、更好的实惠带给投资者。

最后是监管的变化。当更多国际金融机构和创新服务产品引入到中国资本市场,一方面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更多信息的不对称。这一过程中,如何去更好地监管,规范信息披露和合规要求非常重要。

傅帆认为,上海要把握住长三角一体化的红利,因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全方位改革开放大局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从老龄化角度,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接近30%,如何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大有空间。无论是吸引海外养老的资本的介入,还是对我们的养老产品的投资进一步提供人才、科技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实现资产的合理配置,这都是上海未来的机遇。

在Mortimer Buckley看来,上海想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有两大前提条件:一是要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监管环境,二是必须汇集全球最好的金融人才。如何像伦敦一样,吸引和打造金融人才中心是值得思考的。

如何吸引人才?Howard Marks认为,首先在税收方面要有竞争力,然后在财政方面要有一些刺激政策和支持政策,“上海是一个非常进步开放的城市,我相信它会站上世界的前沿”。

除了监管、人才和税收政策,Andrew Komaroff认为,上海还需要加强金融技术的环境建设。培养更多的金融科技企业,让他们和资管机构并肩作战,是上海实现弯道超车的途径之一。